改革開放之初,情況發生了變化。新時期到來,學畫者日益增加,收藏熱興起,水彩畫家們也躍躍欲試,進行著各種實驗。他們開始在材料工具方面進行探索。老一輩水彩畫家借助改革開放的東風,打破地域性和行業性的界限,聯合全國各地畫家特別是新一代畫家,成立各地方組織和全國組織,舉辦各種展覽,努力振興水彩畫。其特點正如1979年6月在上海市青年宮舉辦的“滄浪畫展”前言所引魯迅的話那樣:“一、不以怪炫人,二、注意基本技術,三、擴大眼界和思想。”與其他畫種一樣,中國水彩畫界也圍繞“個性風格”、“自我表現”、“繪畫本體”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。
1993年,中國美術家協會水彩畫藝術委員會成立。水彩畫界從此有了引領學術的指導機構。我國許多水彩畫家的作品開始被邀請或入選許多國際性展覽,具有東方色彩的中國水彩畫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獲得好評。這一時期在史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,尤其是袁振藻的《中國水彩畫史》(1990年代末)和王肇民以水彩實踐為基礎的《畫語拾零》(1983年)的推出,使水彩畫“沒有理論,沒有畫史”的狀況得到改善。
今天水彩畫家仍有被邊緣化的危機感,只是其主要問題已不再是水彩畫能否承擔重大題材,而是作為與油畫、國畫、版畫等并列的行業組織如何立足自強,提升自己的地位。由于在畫種分類中,水彩畫往往夾在國畫和油畫之間而失去自我,雖兼有二者之長,卻未能鞏固獨立的地位,相反容易被二者同化。今天,盡管從內部來看,無論就隊伍的規模還是作品的數量質量而言,水彩畫都較以往有了顯著的進步。但從外部橫向比較來看,先前的危機感不但沒有消失,反而加重了。真正的危機感來自水彩畫市場發展的滯后和話語權的依然缺失。究其根源,是主體意識的缺位,是水彩畫在觀念和學術上創新意識的不足,缺乏像特納或“橋社”畫家那樣跨越畫種的英才。還有,缺少歷史、文化、理論和美學的積淀,未能在美術界掌握話語權,引領時代潮流。曹植稱,“文以氣為主”,即作者的精神狀態決定著藝術品的價值。如果水彩畫家過分謙卑,缺少底氣和自信,如何能夠培育作品的浩然大氣?因此,恰當的對策應是,不讓這種壓力和危機感成為水彩畫發展的消極力量,相反使之化為積極的動力。
要確立水彩畫家的主體意識,必須樹立水彩畫首先是繪畫的觀念。正如林風眠強調的,“繪畫就是繪畫,不分中西”。當然也不必強調畫種大小的區分,避免制造畫種對立和門戶之見。應該注意到,水彩畫是西畫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。水彩畫的傳入與西學東漸同步,是中國人最早認識西畫觀念的實踐手段。當時在人們眼中,水彩畫與中國畫的區別主要不是材料、畫種的區別,而是它與中華絕異的繪畫觀念。也就是說,起主導作用的是觀念而不是根據材料劃分的畫種。但今天在中國,水彩畫引領觀念的意義和作用被嚴重削弱了,似乎拱手讓給了油畫和國畫。至少在水彩畫的展覽和批評中,觀念創新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。這雖說有其客觀的歷史的原因,但從主觀上看,水彩畫家大多過分拘泥于技法的實驗和描述性的繪畫語言,無意中忽視了與時俱進的觀念創新,放棄了對繪畫話語權的觸摸和掌控。
雖說水彩畫來自西畫,但在中國人眼里,水彩畫與中國畫本身有一種親緣關系,因此沒有必要人為設定界限和禁區,強行區分中西差別。再進一步就其可塑性而言,水彩畫與其說是一個有獨立理念和傳統的畫種,不如說是溝通其他畫種或藝術門類的橋梁,是各畫種和其他藝術門類交融的實驗平臺。無論觀念還是技巧,水彩畫都極富彈性,可以在中西之間、各畫種之間吸納眾長,游刃有余。如何兼得眾長而不為其所囿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。由此觀之,水彩畫界不應是封閉的行會,而應是開放的社會,其資源來自社會各方,其成果應得到社會共享。在美術史論的建設方面,水彩畫界也應有所建樹,做出自己的貢獻。其學術討論不應僅僅是水彩畫的內部問題,而且更應包括藝術的普遍性問題。不但水彩畫家走出去,涉獵其他領域的創作,而且也要熱情地把其他種類的藝術家請進來,邀請他們加盟水彩畫活動,從而形成開放互動的格局。
如果說,“文革”以前,我國的水彩畫基本上是一個附屬性、邊緣性的次要畫種,水彩畫家們還在為生存權進行抗爭,那么“文革”后發生了顯著的變化,水彩畫家們努力克服水彩畫自身的限制,使之成為能夠與其他藝術門類抗衡的畫種,而且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果。
水彩畫具有明快、概括、即興等特點,更適合做抽象語言的實驗,給畫家集中精力于形式問題和率性發揮提供了機會。而且現在,顏料、紙張的質量和性能都大有改進,其局限性已得到克服,因此縮小了與油畫、國畫的差距,亦可以承擔較復雜、尺寸較大的作品,例如,劉亞平的作品《遠去的風景》系列在杭州“‘百年華彩樂章’中國當代優秀水彩畫家提名展”上就獲得專家們的好評。與油畫相比,水彩畫仍不便于作太大幅的畫面或太復雜的構圖,不適宜細膩的刻畫或反復的修改。但水彩畫在把握形式和色彩方面也有便捷、概括、輕快的優勢。與國畫相比,水彩畫在中國沒有形成深厚的傳統,或者說,只有百余年連續的歷史,不像國畫那樣有數千年的筆墨積累,有經典的理論和豐富的文化和美學的底蘊。不過中國水彩畫家有條件借鑒中國畫,特別是水墨畫用筆、用水的技巧。因此中國人掌握水彩畫非但不難,而且還有獨特的優勢。誠然,水彩畫以其材料的輕簡便捷而常被視為速寫、起草圖、打樣的理想工具,其獨立意義總被忽視。但是,現在面臨一個新的綜合時代,以材料工具來劃分門類已變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在這種新形勢下,水彩畫可能回到繪畫本身,成為繪畫的一種手段,在觀念創新方面有更大的作為。再加上水彩畫具有普及性和深厚的群眾基礎,其發展前景令人看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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